沟壑纵横，山川交错，“陕北”，一个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了解陕北文化、陕北文学，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

见证黄土高原：

陕 北 的 地 域 与 历 史

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不管我们对延安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的历史不会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远，我们是永无止息的、各种各样访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员……”

陕北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和沉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陕北文化，了解陕北文学，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

陕北高原是黄土高原的有机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北到榆林长城，南到秦岭北山，西到子午岭，东到秦晋峡谷的区域。陕北高原在地理地貌上有两大类型区：一是黄土高原的沟壑区，二是黄土高原的塬梁区。这片土地一方面适宜于生产力低下时期多种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是连接中原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

仔细检索陕北历史，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一些标志性文化符号如黄河、黄帝陵、长城都与陕北有关。此外，因陕北高原长期处于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拉锯式的争夺状态，其历史又总与战争直接相关。

史料记载，从殷周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上先后出现过猃狁、鬼方、土方、戎、狄、楼烦、羌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他们与汉民族长期错居。所以陕北人呈现出男性多壮实剽悍、倔强豪爽，女性多窈窕娟秀的特质，正应了那句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声”生不息：

扎 根 黄 土 地 的 民 间 艺 术

陕北独特的地域与历史造就了多彩丰厚的陕北文化和民俗风情。陕北文化呈现出这样几种状态：一是陕北山川地理文化，包括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的文化；二是陕北历史文化，即陕北这块土地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三是陕北器物文化，如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与陕北人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器具所呈现的文化；四是陕北的精神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反映在陕北人的气质、性格、行为处事，以及风俗习惯中。

其中，以鼓示警、以鼓助威、以鼓告急、以鼓为乐的“安塞腰鼓”便是陕北人精神风貌的象征和符号之一。作为连接中原农业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陕北高原自古以来就是边关要地：秦始皇时期大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镇守陕北，筑长城、修直道，防止匈奴内侵；北宋时期韩琦、范仲淹、沈括等一代名臣良将也来到这里领导抵御西夏人入侵的战争；而明朝时期九镇之一的“延绥镇”长城，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

这时，“安塞腰鼓”便登场了——既是彼时激励边关将士冲锋杀敌、浴血奋战的号角，也吹响了凯旋的欢迎曲。虽然古代战争擂鼓鸣金的场面已消失，但这种生发于激情和力量中的仪式却深深地根植于这块古老的土地，成为一种娱乐形式，于浪漫中宣泄生命的激情，于诗意中追求永恒的精神力量。

20世纪以来，安塞腰鼓这种本是纯民间的广场文化形式也渐渐走进庙堂，进入全中国乃至世界的视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塞腰鼓曾在亚非拉走红；20世纪80年代初，陈凯歌一炮打响的电影《黄土地》中，安塞腰鼓又征服了西方观众的心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大型的国家庆典上也能听到安塞腰鼓威猛刚烈之声。

实际上，陕北的鼓文化非常发达，独属于陕北人的“摇滚乐”不止有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陵抬鼓、黄龙猎鼓、志丹扇鼓等亦各有千秋，“多鼓齐打，鼓舞催春”之势震撼人心。

诚然，陕北民间艺术可不止鼓文化。众所皆知，陕北人爱唱歌，尤其爱唱民歌，陕北民歌种类繁多，有山歌、劳动歌曲、小调、秧歌、风俗歌等。

信天游——这一黄坡黄水之间的奇葩，更是陕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信天游也叫“山曲儿”“顺天游”，顾名思义，顺天而游，自然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唱出来的。唱给大自然听，让它随风游走。信天游节奏自由、音域宽广、高亢奔放，一如陕北人豁达豪爽的性格。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用信天游的形式写成的，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也是模仿信天游的典范：“东山里的糜子西山里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一幅生动鲜活的陕北人生活图景油然而生。

而同样生活气息浓厚的陕北说书也是陕北民间流传已久的说唱艺术，某种意义上是陕北民歌的一个变种。陕北传统的说书艺人，基本上是盲人或半盲人，为养家糊口，他们身背三弦或琵琶，手持木棍，走村串户招揽生意。而说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公案传奇、忠臣孝子、农民起义、男情女爱等。新中国成立后，陕北说书已不再是残障人士借以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真正的民间艺术。

革命与创作：

历史视域中的文学与文艺

清朝光绪年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来陕北巡视，写下《七笔勾》诗句，其中有：“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如前所述，陕北高原的历史是战争写就的，刀光剑影与四起的狼烟锻铸了这块烈土，也培育了无数英雄豪杰。相比之下，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中原儒家文化未能有效地在这里普及与推广，文化相对滞后。

古代陕北留存下来的诗歌等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来此担任公职的外地官员或流寓于此的文化人所为，如唐代曾寓居陕北鄜州羌村的杜甫，就有《羌村三首》等传世；北宋时期，来陕北做官的范仲淹、沈括等均有诗文留下来。相反，土著陕北人却很少有诗文存世。

清末时期，号称“文出两川”之一的延川县，曾出现“秦西闺中不多见”的“陕北才女”——女诗人李娓娓，应是古代陕北文人的典型代表。不过，李娓娓的父亲长期在南方为官，李娓娓也基本上是在陕北以外生活。

有自觉意识的陕北文学创作，应属“延安时期”。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抗战堡垒与“革命圣地”，召唤着海内外知识青年和左翼作家络绎不绝奔向这座陕北高原的小城。

如此，以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边区活跃着一大批外来的作家群体。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明确以后，涌入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学校、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及采风等活动。同时陕北地区的民间文化也得到最广泛的发掘与整理，陕北说书、道情戏、秧歌等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整理并由山野走向广场、走向革命的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陕北籍的作家如杨醉乡、马健翎、柳青、高敏夫等人作品不断。杨醉乡有秦腔剧《崔福才转变》、陕北小调《交公粮》、眉户戏《求婚》；马健翎有秦腔剧本《穷人恨》、眉户剧《十二把镰刀》等；柳青有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等；高敏夫则创作了大量诗歌。此外，陕北早期革命的创始者之一的高朗亭当时也写过革命回忆散文《游击队的故事》等作品。陕北说书大师韩起祥是这个时期涌现出的佼佼者，他是“解放区民间说唱艺人的一面旗帜”，他不仅说新书，而且大胆改革说书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说唱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留守在陕北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讴歌新时代与新生活的文艺作品。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从延安这块文学沃土上起根拔苗的青年作家们，登上更高的文学平台。其中，路遥以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两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次荣获“茅盾文学奖”，捍卫了陕北籍作家的荣誉。

知青作家叶延滨以诗歌《干妈》、梅绍静以诗歌《她就是那个梅》、史铁生以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陶正以短篇小说《逍遥之乐》分获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刘成章的散文集《羊想云彩》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使全国文坛对“延安作家”产生敬意。而李天芳、厚夫、谷溪、高建群等人的散文、诗歌和小说，也让文坛的目光再次瞩目陕北高原。

土地和岁月：

文 学 中 的 陕 北 文 化 呈 现

对于陕北作家来说，地域文化对他们的创作走向有着直接的影响。陕北高原是其生命根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使作家们对高原生命及文化有深刻的体认，骨子里带着陕北地域文化所赋予的诗意浪漫情怀。

1940年代，作家丁玲深入陕北工农生活当中，写出了描写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集《陕北风光》，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和清新的笔调真实地描摹陕北的风土人情。延安时期，诗人艾青创作出长篇叙事诗《吴满有》、作家欧阳山创作出长篇小说《高干大》等、陕北本土作家柳青也创作出第一部直接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还写了展现解放战争时期米脂沙家店粮站干部群众护粮斗争的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等。

我国当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遥，是新时期以来陕北籍作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全部是以陕北高原为背景展开的书写。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的中篇小说《人生》轰动全国，不仅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其改编的电影也荣获了全国电影“百花奖”。

路遥很快就从《人生》的成功中断然抽身，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进行更艰苦的文学远征，用理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情感、奋斗与梦想，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来的一位重要作家。他虽不是陕北籍人，但因青壮年期间长期生活、工作在延安，并且创作出一系列以陕北题材为审美对象的小说，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陕北作家，其小说《骑驴婆姨赶驴汉》《最后一个匈奴》等均取材于陕北生活。

刘成章是新时期以来崛起的一位实力雄厚的散文作家。他从1981年开始“中年变法”，由专攻陕北风情散文为发端，构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一方风景，创作出《转九曲》《安塞腰鼓》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此外，如前所述，从1968年到“文革”结束，有近3万的北京知青陆续来到陕北插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我国代表性的知青作家，如陶正、史铁生等。插队陕北延川县的北京知青史铁生，早在1970年代初不幸患病，高位截瘫。身体忽遭打击、母亲又过早去世，这位年轻人唯一的慰藉就是不断回忆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他掠过崇山峻岭，掠过延绵的岁月，飞到一个叫“清平湾”的陕北山村，一口气写下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用至纯至美的散文化语言，给人们带去记忆的温馨，也征服了中国的文学界，捧起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

曾插队延安县的北京知青诗人叶延滨，这样评价自己的写作生涯：“张开双臂向着天空飞，双脚却长出根须扎在生活的土地里，这就是我和我的命运。”诗人的扎根则意味着这是他艺术创作道路的根基，创作出著名长诗《干妈》。

创作《她就是那个梅》的知青诗人梅绍静曾说，“黄土高原是我们国家的缩影”，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脚踏在地上苦斗的民族”，所以我们民族的根国家的根就在这里，在这“民族的奋斗精神，不息不绝的生命之力”中。

这些曾在陕北生活的作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群”，但他们受相同文化熏陶，且在共同的号召下形成了相似的生活经历及生命体验，不断地将陕北的黄土地纳入读者的视野，挖掘出更多的文学意义上的陕北世界，丰富了中国地域写作的意蕴。

从陕北到全国：讲述中国故事

路遥1988年创作完《平凡的世界》后，在给《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老师的通信中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路遥这句在38周岁时写下的话，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核心“艺术思想”。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一位作家的艺术个性应该与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契合”。这句话与“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有诸多相似性。不过，路遥的话是30多年前讲的，后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的行文表述。

柳青《创业史》与路遥《平凡的世界》，均是在讲好一个“中国故事”，也是对“中国精神”的展示。“中国精神”为何？我以为就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是对中华民族基本品格最具逻辑性的概括，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准确写照。

柳青《创业史》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成，但其核心是写梁生宝等人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如何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组织起来”所呈现的价值核心，即“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自强不息的一种诠释。

而路遥《平凡的世界》则更是以孙家两兄弟的奋斗串联起中国城乡社会普通人物的命运。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平凡的世界》价值取向的话，我以为此书是一部“让读者向上活”的书，因为它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其向上，与“自强不息”相一致；其向善，则与“厚德载物”相一致。

与我国众多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在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用“中国故事”的方式弘扬了“中国精神”，传播了“中国价值”，凝聚了“中国力量”。事实上，剥离小说的语言与结构之后，小说核心价值才是读者所认可的。而《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用“历史书记官”的方式，通过突出的细节刻画，为我们读者展示了时代精神，展示了中国精神，这才是这两部小说以现实主义方式赢得历史尊重的核心原因。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4.11月刊